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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根据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樊锦诗真实事迹改编的历史传记电影《吾爱敦煌》正在热映。这部电影将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莫高窟搬上大银幕，为观众塑造一位具有赤子之心的文物保护者形象。

影片讲述了樊锦诗别样的人生故事，表现了她不同的生活侧面。首先，樊锦诗一生专注一件事，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。片中，当她被问及做完一套完整的莫高窟考古报告需要多长时间时，她坚定地回答：“两百年、三百年或者更长时间。我这辈子能出一卷是一卷，能出两卷是两卷……”简短几句话就道出了这位“敦煌的女儿”对中国文化传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
在工作思路上，樊锦诗积极拥抱新事物、始终关注新技术。该片揭秘式呈现莫高窟考古报告撰写背后的曲折。其实，早在20世纪60年代同志们就已开始着手准备资料。他们用1毫米粗细的蘸水笔笔尖画了一二十年，第一卷书稿却惨遭退稿，因为手绘测绘图精准度不够。20世纪80年代，去外地开会的樊锦诗第一次看到电脑。她敏锐察觉到数字技术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，决定打破时间空间限制，打造“数字敦煌”。面对有人打莫高窟的主意时，她不怕得罪人，坚决反对只顾眼前利益、破坏文物的做法，尝试在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探索出一条优化路径，建立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。

在人才培养上，樊锦诗深知敦煌地处偏远，生存环境艰苦，要留住人才，必须靠事业和情感，所以她与年轻同志打成一片，帮助青年成长成才，确保敦煌事业后继有人。片中多次展现了樊锦诗同年轻同事之间的交往。比如，美院毕业的学生想要画出自己的国画作品，而不是每天面对电脑绘图，樊锦诗耐心开导，帮助其树立正确的职业观，使年轻人认识到敦煌研究院工作者首先是一名文物工作者，然后才是艺术工作者。片中还讲述了樊锦诗亲自下厨烹饪，在家中宴请年轻同事，自掏腰包让远在上海的家人邮来咖啡，给绘图的同事们提神醒脑等事例。这些内容都体现出樊锦诗对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视，从而保障敦煌研究院的可持续发展。

影片不仅表现了樊锦诗一个人的不懈努力，更展示了所有敦煌儿女的坚韧付出。作品一开篇，便将常书鸿、段文杰及其他敦煌研究院同事的群像展示出来。而在表现樊锦诗的工作内容时，她也时常想起前辈们的叮咛——常书鸿说过，莫高窟是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，赡养老人是我们做儿女的天职。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，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者一代代接续奋斗，无私奉献，使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流传下来，为中国乃至全世界了解、关注。

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，只有静水流深的深情陪伴；没有紧张刺激的寻奇探险，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奋斗……相较于奇观性呈现、戏剧性提炼，《吾爱敦煌》在艺术风格上更加注重对考古的真实性、历史性展现。创作者在后期调色阶段，整体采用暖色调，使之与黄沙覆盖的神秘之地——敦煌的独特自然风貌相统一。如果说有不足之处，就是该片在洞窟呈现方面距离观众的审美期待尚有一定距离。莫高窟共有735个洞窟，很多观众希望通过大银幕看到斑驳石壁上精美绝伦的壁画，沉浸式感受古代文化艺术的神奇瑰丽。当然，这并不是《吾爱敦煌》一部电影所面临的问题，而是所有同类题材影视创作都面对的共同难题。近年来，文博考古内容成了影视创作的热门选题。但这种题材创作难度很大：若选择非实景拍摄，布景对历史细节必须细致还原，这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和精力投入；如果选择实景拍摄，又要以文物保护为前提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文博考古题材如何进行影视化呈现，还需要文博考古工作者与影视创作者共同探索。而《吾爱敦煌》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，一种参考的样式。希望各方从这部电影出发，继续努力，为文博考古题材影视创作进行更多创新尝试，积累更多有益经验。（作者：许莹，系《文艺报》艺术评论部编辑、北京评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）
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3年11月22日 15版）